上期提到美國的基尼系數遠較其他工業國家為高，顯示財富分配不太平均，幸好還有相當數目的慈善團體、私人救援組織和教會扮演了濟貧扶弱的角色，從而維持社會穩定，減低不滿情緒。中國的情況，則比較令人擔心。
根據聯合國統計，中國的基尼系數在2001年是0.447，2005年增至0.47，有人相信現時恐怕已達0.50。雖然系數高於0.45的國家比比皆是，中國在其中並不孤單，但從80年代初的0.29增至現時水平，其速度之快，卻是舉世無雙；難怪近年國內的社會學者和有識之士均力竭聲嘶，呼籲政府要正視貧富不均的問題，並且要及早制訂政策，防止社會動盪，至少也應努力扶貧。
不過亦有專家持相反意見，他們認為不要過份重視基尼系數，因為它並非量度社會生活素質的唯一指標；舉例來說，有人指出三、四十年前中國的窮人很多，活在絕對貧窮線以下者超過25%，重要的糧食如米、油、肉等要靠糧票來分配，每人每月只能分到微薄的份量；現時國內仍處於絕對貧窮線以下者只佔人口18%，糧食供應可算充足；換句話說，社會整體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現時的窮人比昔日的窮人豐富得多。財富分佈不平均是事實，但不能因此否定了社會在物資上的進步和現時經濟發展的方向。反過來說，以前0.29的基尼系數好像很理想，但底子裡是人人貧窮式的財富平均，又有甚麼意義？
這個說法，似乎合理，但關注貧富懸殊的人，不是提倡要把中國社會推回「大鍋飯」時代，他們歡迎整體物質水平提高，但並不因此接納貧窮懸殊的壞處。事實上，過去幾十年全世界的生活水準都普遍上升，但不能因而忽視財富分佈的問題。鄧小平支持「讓小部份人先富來」，背後的意思是藉著這小部份人帶動其他人也富起來；現在國內果然有小部份人富起來了（而且富得很厲害），但比例上反而有更多人落在後頭；所以討論的核心，不是要否定現時經濟發展的成果，而是要反思經濟發展更高層次的目標。
在被問及為何近年中國人對國內貧富懸殊現象諸多抱怨時，社會學家丁學良指出，美國和香港的基尼系數也是很高，但兩地的窮人比較接受富人致富，因為他們致富的手段基本上不違反法律，但中國的情況則有所不同，在很多平民的生活體驗中，不少富人致富的手段是越過法律規限的，不正當的門徑包括依靠特殊關係、秘密通道、甚至行賄、貧污，因此不滿情緒就變得明顯。月前官方在山西破獲一個「劫富訓練營」，主事人范永紅結交了一些夜總會坐台小姐，從而認識到某些富人生活的靡爛，於是網羅了一班農村青年，訓練他們搶劫富商，聲稱要將擄獲的金錢成立基金，興辦慈善事業。隨著主犯被捕，事件算是告一段落，但「劫富濟貧」、「殺富濟貧」、「逼富濟貧」、「勸富濟貧」等名詞，卻成為熱門話題。
有人觀察，國內窮人抱怨富人，但富人同時也抱怨窮人，使富商覺得被歧視、生活沒有安全感。然而，富人處理的方法，是多買保險、多僱保鑣，卻很少想到回饋社會、與國民分享財富；而政府方面（尤其是地方政府），在積極推動經濟發展時，往往表現出「上下交征利」的熱心，而沒有更長遠地制訂平衡財富的政策，以致「朱門酒肉臭、路有凍死骨」的封建時代現象，重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出現。
國內學者指出，制訂平均財富法例，需要及早完成，但防止土地的「官商勾結」，更是刻不容緩。他們形容現況是先「化私為公」，然後透過「化公為私」而從中得利。意思是地方政府以公眾利益為題出面強收私人土地，化私為公，然後將之賣給發展商，化公為私，蓋成高價樓房後，地方政府和發展商都發個大財，損失的當然就是平民百姓。此外，外國政論家觀察，中國近年的經濟增長叫人羨慕，但其產品成本低廉的一個原因，是工廠可以製造污染而不需付上清理責任，但在資本家一本萬利之後，公眾便要長期償還污染所造成的「社會負擔」，情況若不加以改善，貧富將會更加懸殊。
日前，香港《明報》社論以「醫療是中國改革之恥」為題，大力評擊政府對國民醫療服務缺乏熱心，投入資源在比例上逐年減少，現時只佔國民生產值的2.7%，連印度（6.1%）和贊比亞（5.8%）也不如；而且根據社會科學院的報告，中國政府對醫療的撥款，80%是用來服務850萬的幹部人員，廣大人民就只有自掏腰包應付昂貴的醫療費，以致很多人都說現時在中國他們「可以死，不可以病」；農村中的醫療狀況，更乏善可陳，這也是貧富懸殊的現象。
最近我請教一位本地哈佛大學的經濟學者，她告訴我基尼系數除了顯示人民收入的不平衡外，也顯示國民間個人發展機會的不平衡。簡單來說，富人子女有良好教育機會，但窮人子女因無力付學費，往往被排於校門之外，造成貧者越貧，富者越富的危機。
總而言之，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，貧富懸殊造成的害處大而又多。基督徒在歷史中經常扮演平衡貧富的角色，但願有更多信徒投身這方面工作，幫助中國成為一個更公平的國家。
